核心提示

对于隋唐大运河，商丘人已不陌生。在申遗提上日程之后，大运河便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呈现在商丘人面前。

可扪心自问，身为一名普通的商丘人，在我们感叹大运河的伟大和沿岸曾经的繁华之时，我们真正对大运河的了解有多少。

如今的大运河，难道只是一条承载着往日繁华，记录着历史落寞的遗迹吗？

不，绝对不是。大运河与商丘，本是一对互生的兄弟。因为商丘自古以来的显赫，大运河选择了商丘。而大运河的奔流而过，又一次成就了商丘的辉煌。商丘人付出于大运河，也收获于大运河。大运河的曾经、现在和未来，都是我们践行“一言九鼎，实干兴商”这商丘精神的实体支柱。

码头，这是运河的码头

10月22日，一则头条新闻将人们的视线再次引向了商丘，引向了大运河。

“考古人员在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汴河遗址商丘南关段发掘出城市‘河市’区河岸，这是中国大运河考古首次发现城市河岸，堪比北宋著名画作《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场景，为隋唐至北宋时期中国大运河发展历史研究增添了重要的考古材料。”

和市文物局局长刘昭允站在通济渠商丘南关码头遗址发掘现场时，记者才知道，这则“新闻”到来时已是“旧闻”了。对南关码头遗址的发掘，在今年8月份就已经告一段落。如今的发掘现场早已回填，仅留有码头北岸一段遗址。10月份报出的新闻，只是对以往发掘成果进一步考证后的一次总结性叙述。

汴河遗址商丘南关段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古宋办事处老南关村和叶园村一带，北距商丘古城（明清归德府城）约3.8公里，距唐宋时期宋城（北宋时期南京城）遗址约2.5公里。

对南关码头的考古发掘，非一日之功。2007年，我市已经启动了对大运河的考古勘探。2008年，进行了南关码头发掘。仅２０１１年７月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商丘市文物局联合对汴河遗址商丘南关段就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在武庄村南，运河故道北岸，考古队发掘面积4000多平方米，发掘清理出了一段长约120米的运河河岸及3000平方米伸向河道内的突堤遗存。遗存面上有丰富的砖、瓦、陶瓷器等各类遗物。清理出的河岸高度约9米，均为夯土筑建。夯土内砖、瓦、陶器、瓷器、炭灰等遗物十分丰富，特别是上部夯土中夹杂有呈层状铺垫的砖瓦碎片层及红烧土层。从河岸夯土堆积情况看，河岸有至少两次明确的加高过程，每次加高高度在1.5米左右。夯土中，还发现了如砖砌排水道、井状遗迹等遗迹。

通过对武庄村南、大郭庄村东和村北等４个地点的数次发掘，考古人员清理出了运河河岸、突堤、河道等重要城市河岸遗存。建筑始于唐宋时期，废弃于金代。发掘区域的运河故道当为唐宋时期的汴河遗址。由西到东，汴河河面的宽度近60米，大弧度地呈喇叭状扩大到150米以上，在南北两岸形成了较大的港湾。发掘区域的北岸均直立陡峭，夯筑而成，夯土内及河岸面上砖瓦等各类遗物数量众多。汴河南岸东部河岸坡度平缓，夯筑不够致密，土质较为纯净，包含物较少。

发掘显露出的河岸形态，不同于一般河段河岸的梯形河堤形态，也非堆筑而成，具有人工运河码头驳岸的形态特点。刘昭允说，发掘区域及发掘区域以西，结合考古勘探的情况和文献记载，推测应是唐宋时期宋城南汴河的“河市”区，发掘区域为“河市”中的码头区。

对于码头的认定，有人表达过质疑，认为发掘中没有发现用来固定船只缆绳的木桩。在刘昭允看来，这个不应成为问题。比照遗址现场展示的《清明上河图》，刘昭允说，受限于发掘面积，南关码头尚未发现类似的木桩。但通过画作，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不少的船靠岸停泊，缆绳就拴在河边的大树上。这说明，固定缆绳的木桩可能并非必需品。

破解历史之谜的发现

南关码头是个闪亮的点，大运河才是穿点而成的线。

2006年6月，国务院将中国大运河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6月20日，国家正式启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自2007年7月13日至8月4日，我市进行了历时20余天的运河考古勘探调查。

据刘昭允介绍，此次勘探证明，考古人员用洛阳铲考问出了各段运河的走向、宽度和堤岸情况等信息。证明大运河自杞县与睢县交界处入商丘境，经睢县、宁陵、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夏邑、永城，在永城与安徽濉溪县交界处出商丘，总长199.7公里。

大运河遗存以虞城县芒种桥为界可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在地面已看不到任何迹象，高出地表的河堤已完全被摊平，河床也被黄水泛滥的淤积层所覆盖。东段受黄河决口的影响相对较小，地表还能看到河床，夏邑县济阳镇甚至仍有一段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在其上修建了商丘至永城（南线）和永城至宿州公路。挖土修建路基时对部分河堤和河床造成破坏。尽管如此，相比其他地区，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

公元605年至610年，隋炀帝为了便于把江南的粮食和财富运到都城洛阳，以及用兵高句丽的需要，下令大规模征发民工，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的基础上，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共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成“之”字形，全长约2700公里，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耗用500余万民工，费时6年。

隋唐大运河要走商丘这条线，是有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缘由的。隋代以前，沟通黄、淮二水的汴渠，是自开封向东循反水、获水（故道均在今商丘之北）至今江苏徐州转入泗水、淮水，河道弯曲，且险阻较多，不易航行。隋开通济渠，从开封以东与古汴河分道东南行，循睢水、蕲水故道直接入淮。其目的是裁弯取直，缩短距离，使航运更加快捷顺畅。同时河道从当时的商丘南侧通过，也是为了把这座战略重镇和京师及东南大都市扬州通过水路联结起来。

运河走向的确定，佐证了通济渠的确切走向和地点，起到了补史和证史作用。刘昭允介绍，由于南宋以后通济渠曾多次淤塞断流，加之所经之地为黄泛区，沿线地貌变化很大，同时，也由于汴渠的存在，因此文献中关于通济渠的走向及流经地点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商丘段线路的确认，破解了这个历史之谜。

白骨上筑起的繁华

隋炀帝能混上历史的“黑名单”，成为落下骂名的千古暴君，不得不说，“修通运河”是其一条主要的罪状。当时，隋唐大运河的开挖给百姓带来的无疑是一场灾难。近乎残酷的强迫式施工，使民工死亡甚多。据《资治通鉴》记载，“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但大运河开通后，对促进中国的商贸往来、经济发展，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言：“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焉。”位于大运河中途的商丘，便是一个抓运河机遇迅速发展起来的重镇。

隋朝时，其经济重心已南移江南，但政治中心仍在黄河之滨，这一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使隋王朝京师之所需和转漕给军，仰赖于南粮北运的状况甚为明显。通济渠开通后，在沿线尤其是京师附近修建了许多官仓，以接受、储存从江南漕运而来的粮食，多者千万石，少者也不下百万石。直到隋朝灭亡后，有些仓廪的库藏尚未用尽。唐朝时每年从江淮经通济渠转运两京的粮食有数十万石至百余万石，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万石。到宋朝时运量更大，据《宋史》卷九三：“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是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大业杂记》记载，通济渠“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两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 为停顿之所，自京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在大运河的带动下，当时的睢阳城内店铺林立，商业极为发达。唐代时，商丘已是全国性的大都市。盛唐著名诗人杜甫、李白等纷纷慕名到商丘游览，并对当时商丘的繁华用诗词大加称颂。

直至南宋时期，商丘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商贸重地，漕运商旅往来不绝，粮商、盐商、茶商、丝商等商贾云集。梁园区水池铺就是在隋代运河通行后而得名。大运河带动了商丘商业的发展，运河两侧店铺林立，运河两边的许多支流又把店铺包围，远运望去，店铺就像坐落在水池之中，故得名“水池铺”。

商丘很多地方因大运河而繁荣，至今仍然烙着鲜明的大运河历史印记。睢县的蓼堤镇，宁陵县的阳驿乡，虞城县的芒种桥乡、站集镇，夏邑县的会亭镇等，其名称来历或者在民间演绎成的传说，都与大运河有关。